2023年春天，恰逢中国对外翻译有限公司五十周年华诞，值此良时，中译公司特别推出“翻译·中国 | 人物专访”栏目，盛邀翻译大家笑谈翻译往事，探讨翻译精神，指点翻译前景，与中译公司一起奖掖后进，携手促进当代中国翻译事业的繁荣兴旺。
本期人物，资深翻译家张造勋。
人物介绍
• 张造勋老师，1922年5月出生，1946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擅长英语、俄语、法语，编审。
• 1946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包括口译和笔译。
• 1950年代，在出版总署编译局工作。主要俄文翻译作品：《苏联出版事业的经营管理》《苏联工业企业的宣传工作》《苏联出版简史》《出版社的出版编辑业务》《出版物的节约》；英文翻译作品：《匈牙利土地改革》《保加利亚农业生产合作社》。
• 1957年，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出版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经典著作。这个时期还从事英、法、俄文编辑工作，出版了大量名著，仅《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一书就达700余万字。主要个人翻译、合译、校订的出版物有《世界近代史教程》第5分册、《欧洲，联合起来》《超级大国》《林肯传》。
• 1978年以来，在中国对外翻译有限公司从事翻译、校订联合国大会、安理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工发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裁军会议等文件以及各种专业图书编辑工作。
• 1988年3月，离休。
•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 2005年9月，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
• 张造勋老师在离休后仍笔耕不辍，完成了两部英文哲学类作品的翻译工作：88岁时完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2010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翻译工作；89岁时完成了《培根论文集》（2011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翻译工作。
张造勋
介绍苏联
中译公司：张老师，您好。您翻译过很多书籍，比如《苏联出版事业的经营管理》《苏联出版简史》《出版社的出版编辑业务》《世界近代史教程》《欧洲，联合起来》《超级大国》《林肯传》等，其中，《苏联出版事业的经营管理》和《出版社的出版编辑业务》这两部书为中国出版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您能回忆一下翻译这两本书时，都有哪些难忘的故事吗？
张造勋：我们第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翻译和介绍苏联的相关内容。《苏联出版事业的经营管理》是在上海出版，这本书对于身在北京的我们了解出版的相关信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中国的出版事业主要在上海，上海有两个比较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总署的重要工作人员大多来自于上海。
我在编译局就开始翻译这本书了。当时遇到的困难还是很多的，首先是读不懂，每次翻译出来后，我都会跟上海的一位老专家一句一句地对照，让他来判断内容翻译得是否通顺，可以说没有这位老专家就没有这本书；其次就是“题目”这个词怎么也翻译不出来，后来还是几位领导一起集思广益，最后决定以动名词的形式翻译成“选题”，所有问题迎刃而解。自此，“选题”和“选题计划”也在出版界广泛流传。这本书是我们几个人一起翻译的，后来它的修订版是我自己完成的。
《出版社的出版编辑业务》主要介绍了出版社工作中的两个重要部分：出版和编辑，这是在出版社必须要经历的工作。在确定了选题之后，要组稿，稿子有两种，一种是我们组织参与者翻译的稿子；另一种是投搞者自行翻译的稿子。
在投稿的过程中，稿件的质量是不一样的。首先是忠实的问题，其次是可读性的问题。翻译中最不能出现的就是文章不通顺、别人看不懂的情况。
鲁迅先生翻译的文章就不太容易懂，但他有两句话点醒了我们。第一句话是字典不离手。在中文中，有些多义字，例如“打”字，在“打水”和“打架”中的含义就不同，但这个字在翻译时相对比较好判断，而有些字就不太容易判断，这不仅需要对全文有一个理解，同时也需要多查字典，去全面查证这个字的含义，做到字典不离手，还是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误判的。第二句话是冷汗不离身。这两句话，我一直铭记着。
介绍西方文化
中译公司：您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期，从事英、法、俄文编辑工作，出版了大量西方名著，仅《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一书就达700余万字。这么一个大工程，当时是如何完成的？
张造勋：这里就要提一下我的第二阶段的翻译工作，主要是介绍西方文化。当时没有这方面的专家，我们大量翻阅并学习了《政治学说史》《经济学说史》《社会主义思想史》《世界大百科全书》等，抄录并借鉴书中的名著，形成了一个总的选题计划。我主要负责翻译、资料整理等工作，这个资料汇编的过程耗时很多年，这期间需要不断地审校、细致地排版，因为是手排的，出错的机会特别多，一校审核完了，又出现错误，这就需要一次又一次的改，这是一个空前的大工程。
除了这本《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我也参与翻译了《世界近代史教程》《欧洲联合起来》《超级大国》《林肯传》等，这些都在介绍西方文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中译公司结缘
中译公司：1978年，您开始在北京对外翻译出版处（现中国对外翻译有限公司）从事联合国文件翻译及专业图书编辑工作，直至1988年离休。当时没有电脑，更没有各种辅助翻译软件，大家是如何与联合国方面进行沟通，如何收发联合国文件的呢？
张造勋：联合国各机构主要把需要翻译的文件以海外邮递的形式寄过来，然后我们会进行稿件分配、翻译、审校、印刷等，整个过程耗时久，而且有很多曾经积压的文件，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翻译联合国文件会涉及一些外派工作，我曾外派到泰国曼谷，奥地利维也纳，法国巴黎、肯尼亚内罗毕等。
张造勋在巴黎工作期间留影
当时的文件主要是联合国这个范畴，涉及农业、工业、文教、各大洲的相关资料等，而现在中译公司的稿件涉及的领域比较广，翻译难度也大。
中译公司：现今，我们的翻译生产流程包括：译前处理、翻译、审校、校对、通读、排版录入等，那么在当时，您们是如何进行翻译、审校等工作，能给我们讲讲吗？
张造勋：我们提交的稿子都需要审校，翻译首先要看是否忠实原文，其次是可读性等。定稿后要进行逐句加工、整理，然后交付印刷厂，这些工作都是一字一句写在纸上，所以需要十分细致。随着时代的进步，后来的排版是用打字机，现在用电脑就更快了。
《理想国》
中译公司：您在年近九十岁时完成了两部英文哲学类作品的翻译工作：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理想国》（2010年6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培根论文集》（2011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受到业界高度认可，在国内外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网上有人评论您的《理想国》译本比较贴心，因为您对其中的很多词做了细致的索引，读者理解起来很方便。您能分享一下翻译这两部著作的感受吗？
张造勋：我个人翻译的最有分量的两本书是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英国培根的《培根论文集》，这两本都是我在离休以后翻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介绍西方文化。
培根的的文笔是非常简练的，这在翻译的时候非常不容易，有时他的一句话我得想好长时间才能翻译出来。他的那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令我印象深刻。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要求比较严格，这个译本我投入了很多心血。
图源：豆瓣
《理想国》有好几个英文译本，当时在做选择的时候我是十分慎重的，我选择了一个现代英国学者康福德（F·M·Cornford，1874-1943）翻译的版本，他的这一版不只是翻译，还有大量的评论。这个译者最宝贵之处在于他把柏拉图的思想研究的很透彻，这也对中国的研究人员有很大的帮助。我认为英国这个译本研究价值较高。
图源：豆瓣
中译君注：
张造勋老师在《译者前言》中介绍，康福德英译本的特点，是“创造性地把原文加以梳理，分成6部40章，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大大方便了阅读。康福德还在章前撰写了导言，进一步强化了对内容的阐释和阅读效果。”
中译公司：作为老一辈中译人，您对公司有什么期许和想说的话？对于中译精神的传承，能否给年轻一代的翻译工作者一些寄语？
张造勋：我认为最根本的还是要把中文学好，其次是外文修养等。由于西方文化和我们不同，多看一些其他学科的书籍或资料也是有必要的，比如音乐的修养。海涅曾说过一句话“言语停止的地方，就是音乐的开始。”这句话的含义很是深刻，我理解为音乐是高于语言的。
不论是学习语言还是出国深造，翻译学习者需要阅读大量的书籍，尤其是一些原著书籍，如《天方夜谭》等。除了需要掌握外文，这也需要深厚的中文功底，这样会使翻译出来的文字更加生动。如果你的词汇丰富，翻译出来的句子就会特别感人。叶圣陶提到过“中文要简洁”，莎士比亚也曾说过“简洁就是美”。所以，翻译没有止境，需要大量的阅读中外文书籍和资料，精益求精。
中译君注：
“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出自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图源：网易
莎士比亚在16世纪末期达到了深度和艺术性的高峰。1601至1608年，他主要创作悲剧，莎士比亚崇尚高尚情操，常常描写牺牲与复仇，包括《奥赛罗》《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白》，被认为属于英语最佳范例。在他人生最后阶段，他开始创作悲喜剧，又称为传奇剧。
《哈姆雷特》是由莎士比亚创作于1599至1602年间的一部悲剧作品。戏剧讲述了叔叔克劳狄斯谋害了哈姆雷特的父亲，篡取了王位，并娶了国王的遗孀乔特鲁德；哈姆雷特王子因此为父王向叔叔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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