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宓庆：不论到哪里，大陆、台湾和香港，我都是那颗中国心。每当我走上讲台放眼一望，台下坐的都是我们中华民族——56个民族的子弟，心中是很欣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事业始终没有离开中华文化区。中国的男孩都很俊朗，女孩都很秀美。我注意过，中国孩子的黑眼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眼珠，它代表一种凝聚的意志，饱含着热望的情愫，闪烁着聪慧的光采。面对一双双这样的眼睛，一位老师只可能想到一个词、只可能做一件事——奉献。我的前9本书都是为他们写的，其中7本书压根儿就是我的讲稿。只有第10本书——这本书，是我的一个“理论自白”。其实，我并不是什么“杰出”的例子，我的很多同龄的为师者都是这样做的。我们经历过10年的劫难，因此特别珍惜劫后余生。汤因比说苦难磨励人生，磨励民族，也磨励文明，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我在香港工作、生活超过了15年。特别是近10年我在香港静观世情、纵览国事。因此香港对我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1998年以前我在香港的大学教书时很少发表意见，基本上是一个“沉静的观察者”。从我的身世、我的追求和我的人生理念来看，昔日的香港显然有许多与我格格不入的事和人。但香港曾经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历史伤痛”，因此我对她报之以深情，寄之以厚望——在那里生活了15年，香港无异于我的第二故乡。直到此时此刻，我对香港的“草根”仍然一往情深。香港的风风雨雨、水水山山和草草木木我都惦记。我相信，香港一定会在祖国的怀抱里成长得更好，同时成为一个非常现代化、非常国际化、也非常民主化的全民共繁盛的、令世人称羡的大都市。
我在20世纪的最后三个月走进台湾。台湾的山川之美令我倾心。傍晚时分，你如果走进树林，会闻到一种特殊的幽兰似的清香，四处皆然。台湾朋友告诉我那是亚热带沃土的芬芳。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带我去了台北好几个地方。后来我在台中、台南、高雄、新竹等地的小树林都闻到同样的清香。台湾人真诚、直率，待人非常热情。大多数台湾知识分子跟我一样，既喜欢中国的清茶，又热衷南美的咖啡。于是友情、清茶和咖啡相遇，造就了我和台湾友人一次又一次的恳谈。
我到台湾不久就发现在台湾工作的大陆知识分子实在是少而又少——1999年前后，我如果不是第一人也是第二、三人。因此我们的交谈就难免不涉及两岸关系。也许由于我有香港学者的身份，台湾人总是非常坦率地跟我谈“大陆问题”。
可以说，年纪稍长的台湾知识分子在对大陆的看法问题上心情都很复杂，但几乎无一例外，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化不开”的中国情结，这个情结又常常伴随“历史记忆”。按我所遇到的大多数情况来说，这个“历史记忆”往往带有一种哀怨的色调，一种特殊的悲辛之情，台湾有位作者把这份哀怨和悲辛称为“离子诉”。我想天底下是没有不充满哀怨和悲辛的“离子诉”的。有一次一位台北老画家几乎是声泪俱下地对我说，“大陆的错就错在竟然忍心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他指的是1895年事件。清朝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这件事大概是世世代代所有的中国人，从学童到垂老的长者，心坎上留下的最深、最深的伤痛。我说所有的中国人，包括当时清廷的当权者和拥戴者，这并不是夸张，更不是为他们开脱。葛兆光在他的《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中引据史料详细地描述那件事对中国人似是天崩地裂的震撼：
1895年的4月6日，关于是否割让台湾的事情已经传得沸沸扬扬，这使一些人士心情激荡，翁同龢在皇帝面前，与大臣们争得激动万分，以至于“大龃龉”，但是，并没有能够阻止这桩后来让人们想起来就辛酸的“胯下之辱”①。4月17日，马关条约签字，第二天，郑孝胥就在日记中写下了一段话，说“闻之（和议）心胆欲腐，举朝皆亡国之臣，天下事岂复可问？惨哉”。又过了一天，唐景崧从台北来电对郑氏说，台湾“一旦授人，百万生灵如何处置。外洋能不生心，宇内亦将解体……，铸此大错，曷胜痛哭”②。字里行间充满了一种几乎痛不欲生的感觉。这感觉似乎在过去是少有的，就在前两年，郑孝胥在日本，还很自得地批评日本变旧法行新政，“外观虽美而国事益坏”，幸灾乐祸地说，这是“天败之以为学西法者之戒”，觉得清朝恪守旧章只做小小改良还满不错。但是仅仅经过甲午一战，签了马关条约，却心情大变，心理顿时失去了平衡。在当时，这种天崩地陷的感觉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就在这两天，叶昌炽在日记中写到，“国无以为国，谋国者之肉，其足食哉”③，向来记日记很简单的张謇，在听到这一消息后，也破例在日记中逐条记载了条约内容，并痛苦地说“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④，而一直在皇帝身边的翁同龢恰好把陈炽的《庸言》和汤震的《危言》进呈给皇帝，但是，似乎就在他自己的心里，也觉得这只是扬汤止沸。在日记里，他说到自己连日与人争论，连到皇帝面前也不免激动，可是“无所补救，退，与高阳谈于方略馆，不觉涕泗横集也”⑤，而皇帝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形势的严峻和残酷，尽管在公开的文书中，对主张“地不可弃，费不可偿，仍应废约决战”的人说一些“兼权审处”的话⑥，但在私下里说到台湾，也愤然说道：“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⑦
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在那时都似乎被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所笼罩。
我这里不厌其详地转述当年中国人心中的哀伤，当然也想借此安慰不得不由此而忍受切肤割肉之痛达109年之久的台湾同胞。但我更加想表达的是，我这个亲临过祖国的“翡翠岛”、亲身感受过千千万万个“离子”的伤痛的一介书生的一孔之见：祖国必须统一，台湾必须重归中华。但不论采取什么方法、途径、手段，请不要伤害我们2 300多万台湾同胞。在2 300多万台湾人中，阴谋肇事者只是小小一撮。有智慧铸造中华江山的中国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一定会懂得怎样在打造历史的同时惩治那一小撮阴谋肇事者。
我为台湾同胞祝福!
我为全体中国人祝福!
注释
①《翁同龢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92页。在甲午海战前后，翁氏曾经急得上火，“一团热火尽在上焦，有燎原之势”，“闻平壤已失，益觉肝火上炎”，他是坚决的主战者，大约正因为如此，他才对城下之盟特别痛心，同上，第2730—2731页。
②《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82页。
③《缘督庐日记》光绪乙未三月二十五日，转引自《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二》，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338页。
④《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六卷，第371页。
⑤《翁同龢日记》第五册，第2795页。
⑥《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六六，光绪二十一年四月，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本，第3320页。
⑦同上，第2797页。关于1895年的历史情况，参考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二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