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进德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各卷陆续出版面世，作为这个项目的倡议者，应该对读者有所交代，也想借此机会同师友们交流一些感想。
     刘宓庆其人其书，二十余年来已为我国翻译界所熟知，读者遍及大陆港台和海外，因此，为什么要出版这套全集，已经无须多加解释——这是许多朋友预料之中和期盼之中的事。这一项目的选题设想，也曾在资深专家论证会上受到充分的肯定。作为编辑出版中人，只想申说一点：出书应该着眼文化成果的积累，那么，就中国新时期翻译理论研究领域的全局而言，刘先生作为代表性人物之一，他的著作作为代表性成果，应当是毋庸置疑的，普遍公认的。这套全集的出版，应该是我国翻译界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翻译一事，若以一种社会学的眼光细看，其实也有“三态”：职场上的一项专业技能；大学课堂里的一门功课；学者案头的一个研究对象。与此对应，翻译工作者其实是三种人：翻译从业者，翻译教师，翻译理论家。不过在多数情况下，翻译理论家是由翻译教师兼任的，所以第二种人和第三种人可以看作同一个群体。有些人一身而三任焉——既从事相当规模的翻译实践，又当翻译课的老师，还研究翻译理论，三管齐下，是为全才。刘宓庆就是这样的全才。翻译界一直有人讥讽搞翻译理论的人“理论头头是道，就是翻译不了一篇作品”。这样的空头理论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多不多，至少刘宓庆绝对不是。我所知道的许多在翻译理论方面有所建树的老师和朋友也不是。我以为，判断一位理论家的工作有没有价值，应该看他的理论工作对翻译实践（包括翻译实务、翻译教学、翻译批评、翻译服务管理、翻译学术出版等等）有没有帮助，因为这才是理论工作的职责所在。实践、教学、理论三手都抓，三手都硬的全才，固然值得钦佩，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分工的细化，三方面之中在某一两个方面有所侧重，成就相对突出的专家，也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其实，对于理论和实践二者，要紧的并不在于哪个方面做得更多一点、贡献更大一点，而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是密切联系良性互动呢，还是分道扬镳自说自话，甚至互相鄙视呢？我以为，片面强调理论而轻视实践，跟片面强调实践而轻视理论一样，二者都是非理性状态。不幸的是，这种非理性状态并不少见。理论家和实践家之间不仅存在着知识结构上的明显反差，甚至还存在着某种情感障碍。这使我感到痛苦，所以想通过自己的工作消除那种非理性状态，多少拉近理论与实践、学术与行业、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距离。这些年来，我一有机会就做一点，衔石填海，不觉老之已至。
    翻译首先是一套专业技能，是在知识密集基础上通过训练和实践形成的熟练技巧，不论是为了实现崇高理想，还是为了养家糊口，都是社会生活中一个活跃的职业领域。职是之故，翻译必然是实践指向的，是注重应用的，是通过大量实际操作体现其价值并完善其品质的。脚踏实地不尚空谈，认真做好白纸黑字的翻译，应该永远是学习翻译的人和从事翻译的人念兹在兹的第一要务。我个人以为，对翻译做理论的研究时，这一点根本的立场也是不可以忘记的。刘宓庆一贯强调翻译的实践品格，翻译学的经验科学特性和译学研究的实证方法，从一开始就提出并强调翻译的“技能意识”，这是他的高明之处。把翻译定位为技能，绝非贬低翻译的价值，须知技通于艺，艺通于道。解牛的庖丁为何踌躇满志？因为他“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高贵的文惠君虽知夸奖庖丁的手艺，却没有达到庖丁的精神境界。勤奋地实践，加上精深地思考，会明白翻译非小道的道理，会得到庖丁那样的精神满足与升华。同时，技能意识也丝毫不会贬损翻译理论的学术价值，相反，我认为“技能意识”恰恰是翻译理论中一个很重要、很宝贵的命题。谁也不必为抱有“技能意识”，为关注“怎样译”而自惭形秽。据我看，“怎样译”的问题远远不是一个已经完全解决了的，因而不复存在也不值得研究的问题。近几年关于翻译质量下降的抱怨之声时有所闻，“怎样译”的问题现在是不是更值得翻译理论家关注，并切实努力帮助解决呢？
    但是另一方面，在翻译实务，翻译从业者的圈子里面，对翻译理论的无知、误解和冷漠也的确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翻译有理论吗？”“翻译理论有用吗？”“我不懂什么翻译理论，不是照样儿干了一辈子翻译？！”恕我直言，这些话的确反映着某种认识上的误区，据我多年工作中的观察，有些翻译实践中发生的错误和缺陷，的确就是理论上的懵懂无知或错误认识引起的，只是人们没有，不能，或者不愿意用理论去分析罢了。不过说句公道话，对理论的认识误区，其存在却有历史的合理性。直到不久以前，翻译的技能并不是通过学校的课程系统传授的。大学里开设专门的翻译课，甚至研究生课程，创立翻译研究中心，建设独立的翻译系科，以及“翻译学”名分的出现，这些都是相当晚近的事。直到几天前，政府主管部门才批准建立大学本科翻译专业，这一决策说明主管部门也已经认识到了：会外文不等于会翻译。可是在那之前，会外文就等于会翻译，外文干部就等于翻译干部。翻译是一种心领神会无师自通，经过实践摸索出来的功夫，所谓“十年磨一剑”，“铁杵磨绣针”，一点一点磨出来的。我们翻译界的许多老前辈，甚至来不及读到毕业就因救亡、革命或建设的紧迫需要提前走上翻译岗位，有的甚至是在炮火纷飞的战场，在那样复杂危险的环境之中，连字典也没有几本。他们硬是凭着高度的觉悟和坚强的毅力，在工作实践中刻苦钻研逐步提高和成长起来的。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经历和毅力，是极可宝贵，极其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在人心浮躁急功近利，多少人幻想一夜成或名一夜暴富，不惜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的今天，前辈们一步一个脚印刻苦钻研的精神尤其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但是，若要请教这些老前辈如何才能做好翻译，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回答却往往让人感到不得要领：“外文好加上中文好，自然翻得好。不要讲甚么翻译理论，翻译技巧也不用讲，翻就是了。”如果请他们评论译作，好的就是“神来之笔，可遇而不可求”，不好的就是“胡翻乱译”，这样的翻译批评虽然不错，却没有说清道理，所以不具有知识的价值，更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还有的实践家以“一辈子不看理论书”自夸，若请他们评说理论著作的得失，如何保证判断的准确？
    人类的经验和知识是要经过富集、提炼和梳理，才能一代一代往下传承的；社会的进步需要高效率、成批量地培养高水平的专门人才。这就要办教育，要开设专业课程，要有为人师者去传道授业解惑，这些事情，没有理论的升华如何做得？就是老前辈带徒弟，要想徒弟能举一反三，恐怕光告诉他“翻就是了”也不行，要让徒弟不但知其当然还知其所以然，就得讲出些道理才行。否则的话，翻译岂不成了一片非理性、不可知的神秘天地？
    在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翻译行业的实务、翻译教学的内容和方法，翻译理论关注的热点都在发展变化。比如，翻译的应用研究、非文学翻译的理论问题、翻译服务行业的组织管理问题等等，都在从职业生活现场渐次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并产生着创造性的成果。较之以文学翻译为主轴的传统翻译理论，这些新作富有生气，更加贴近翻译的现实。生活气息浓厚的现场感，加上机敏的理论思考，一扫沉闷的老生常谈和不知所云的食洋不化，带来一股清新风气。中国的翻译实践是一座宏大丰富却没有充分开发的矿藏，只要翻译实践中的人们走出“翻译无理论”的认识误区，开动理论思维，找到适宜的研究方法，善用适宜的理论工具，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创新性成果一定会层出不穷精彩纷呈。从实践中提炼，又到实践中丰富、检验和修正，并指导实践，这样理论与实践良性互动，是翻译事业和翻译学科健康发展的不二法门。但是，几年来，反对翻译理论研究为提高翻译实践水平服务的声音，主张译学研究跟翻译实践分道扬镳各自精彩的声音不断传来，使我这个一直为“翻译理论有用”辩护的人不禁陷入深深的迷茫和困惑。社会上关于翻译质量滑坡的抱怨如果确有事实根据，那就有点儿“吊诡”——新时期以来，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教学一派繁荣昌盛，成果累累，可翻译质量却“不行”了。这是怎么回事？大学本科翻译专业纷纷开设，如何正确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保证培养出合格的翻译人才这个问题，已经极现实、极迫切地提到我们的面前。
    回顾二十余年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走过的路程，确实是在不断的争议中前进的。翻译有没有理论？翻译理论有没有用？翻译学这门学科的名分能不能成立？中国的翻译学应不应该有中国特色？翻译理论应不应该为翻译实践服务？如何对待外国的翻译理论？这些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一直处于分歧和争论之中，其核心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刘宓庆这些年虽然大部分时间讲学、研究于两岸三地，却并没有片刻放弃对这些关乎译学大是大非问题的现实关怀，他没有“失语”，没有动摇自己的学术立场，有时甚至因观点的不同而招致批判或攻击。这些故事，在《全集》中大多可以读得到，无须赘述。刘宓庆关于中国翻译学应否具有中国特色，以及应该如何对待和处理中西译论关系的问题，尤有个性鲜明的论述，且二十年来一直在不断丰富和成熟之中。他的治学历程颇多启示，读一读他为《全集》撰写的自序《四十年学术人生》和全集之十《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及卷首的自序《翻译十答》便知，这些文字所反映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路历程，也是他译学思想的发展轨迹。要用治史的路数研求翻译理论中某些问题的来龙去脉，这些文字是值得一看的。但是我还想着重推荐两点：
    第一点，在本体论层面，刘宓庆把翻译及其理论研究作为“文化战略”看待。如果我们承认在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之下，文化的多元性确实面临威胁和挑战；如果我们承认在学术领域，包括译学领域，确实有西方学术霸权的幽灵在游荡，那就不能不承认：刘宓庆强调“文化战略观”绝非无的放矢，而是出自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我个人以为，刘宓庆的“文化战略翻译观”是他对中国翻译学最重要的贡献，也是一个有待展开和深入的课题，甚或有助于医治我们某些幼稚病。幼稚病之一，我看是对所谓“后现代”思潮，特别是对“解构论”的盲目追捧。对于“解构论的翻译理论”，郭建中教授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2000）一书中早有中肯的批评，指出它“对翻译实践来说，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详见该书第187页）要知道，翻译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是以意义为主轴的，而解构论恰恰要釜底抽薪颠覆意义！后现代这股反理性、情绪化、充满怨气的思潮，竟然在我们这里受到热捧，一时间颇有“开谈不讲后现代，虽读诗书也枉然”之势。这很是令人费解。任何思潮、理论、学说、口号的出现必定有其社会、历史、心理的原因，必定同所在的国家、民族、文化和学术传统有关。在甲语境能言之成理征服人心的，到了乙语境却未必可信可行。可是我们却轻言“普遍价值”，要么就轻言否弃传统，跟在洋人后面说中国没有哲学、没有逻辑、没这没那，即便有也不成样子，不屑一顾。这是不是幼稚呢？又比如“文化转向”问题，把文化比较研究引进翻译理论，我们中国人至少不比外国人晚。方梦之教授说：“早在1982年我国就有人以《翻译与文化》为题发表文章。（罗按：比如《翻译通讯》有外交学院已故院长刘山先生的《翻译与文化》发表。）王佐良先生早在1984年也就这一主题连续发表论文，不过侧重点不一样，我国开始主要强调思维方式、风土人情、语言文化等方面。家花没有野花香，外来和尚好念经。我国国内的翻译文化研究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直到外面有了cultural turn，这才如梦初醒，喔，原来还有个‘文化转向’”（《上海翻译》，2006年第1期）。是我们不善于做理论概括，不善于创造新名词呢？还是我们两眼只知道往外边看，瞧不见自己家里也有好东西呢？我们有时一谈起中国事情，就显得功夫不到家。有的说严复从英国回来“仅一年过后”就翻译出版了《天演论》；有的断言“信达雅三难说”不是严复原创，而是坎贝尔翻译三原则的改头换面，论据是“严复到英国留过学，不会不知道这个大名人”。总而言之，在翻译研究领域里，我们对自己历史、文化和学术传统的无知冷漠和轻贱傲慢，以及对外国理论不分青红皂白地过分追捧依赖，实在令人忧虑！事关我们的文化血脉和文化身份，我们的文化安全，我期待刘宓庆提出的“文化战略翻译观”受到认真对待，并期待就此展开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我愿从中多多学习，提高自己的认识。
    第二点，在方法论层面，刘宓庆提出“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治学方法。依我肤浅的理解，这“本位/外位”范畴是有广阔外延的：包括中国与外国，翻译与相邻学科，等等。有识之士已经发现，翻译理论的内容越来越“驳杂”。据我的愚见，这恐怕是“本位迷失”造成的。而“本位迷失”又恐怕跟对“跨学科研究”的误解有些关系。翻译的理论离不开跨学科研究，文艺美学、文学批评、语言学、交际理论、符号学、语篇理论等等学科的介入，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好处人人知道，毋庸置疑。但是跨学科有“跨入”与“跨出”之分。上面提到的几个相邻学科，它们跟翻译的关系是“跨入”，是请进来帮助我们研究翻译的，这样的跨学科研究，无疑属于翻译研究的范围，是翻译学的组成部分。另外有些跨学科现象，则是从翻译跨出去，利用翻译中的事实现象和体验去研究论证和宣传别的学科里面的事情。这种研究方法当然也很好，研究的成果也蛮有价值，但是这种研究的客体已经不是翻译，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了。至于解构主义谈翻译，那不过是借翻译的酒杯浇后现代之块垒而已。那么，这样的跨学科研究还能叫它翻译研究吗？任何理论学说都要有自己明确的对象，有自己明确的任务目标，有自己一以贯之的思想主线和范畴概念术语体系，有自己特定的研究方法、分析工具和逻辑基础，因此也就有它自己的范围界限。学科和学派也是如此。西方译论摊子铺得不小，但局部的精彩却难掩其界限模糊、主干阙如的毛病。尤金·奈达博士晚年的迷误，可能与此不无关系，我们不妨引为鉴戒。翻译理论的繁荣是好事，介绍外国学说也是好事。在长期闭关锁国之后国门乍开，发现自己孤陋寡闻，因而一时间忙于引进，饥不择食，狼吞虎咽也是情有可原。但是可以几十年总这样子搞下去吗?繁荣如果变成热闹和驳杂了，就该引起注意，因为做学问不是凑热闹，不是越新鲜越怪异越好，更不能以无选择无鉴别的一味“搬运”代替立足本土参照外洋的自主创新。为了发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我们是不是该做些选择、鉴别、扬弃和梳理的工作了？是不是该清理盘点一下我们的理论行囊了？如果要做这样的工作，“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论原则。方梦之教授最近提出：“翻译研究应该回归本体，特别是回归到文本和翻译主体。不管是语言学的翻译研究也好，还是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也好，都要在译学的本体扎根，才能生发出新的东西，使译学不断丰富，不断完善。”（见《上海翻译》，2006年第1期）方教授和刘教授二位正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举双手拥护！
    最后想说的是，我个人对刘宓庆教授的译学著述，在总体上十分钦佩，多年来拜读他的作品受益匪浅，因此倡议编辑出版经过修订的《全集》，但是这并不意味我个人看不到他某些局部和细节上“不敢苟同”的地方。在这里我不想重复那句态度可疑的套话——“瑕不掩瑜”。好在作者自己是谦虚大度以学术为重的人，他经常提到“我罪我知”。这次为编辑全集他就把能搜集到的所有对他提出批评和商榷的文章都收集起来，以便对他的工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客观的评判。我也希望《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的出版成为一个契机，让广大的读者——特别是海内外翻译界众多专家学者——都来评论，如果能就此掀起一场讨论就更好，因为这肯定有益于中国翻译学的完善和健全，有益于推动和帮助刘宓庆教授本人的学术工作更上层楼，更加圆满。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而刘宓庆和他的著作，作为中国新时期翻译学术的代表之一，是属于我们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