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译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华夏译事发轫于远古，据考究，首篇重要的译论可追溯到支谦的《法句经序》（方华文，2005：1）。从此，我国的译学研究可谓生生不息，为我国留下了丰富的译论遗产。王宏印、刘士聪（2002）把中国传统译学的发展过程划分为肇始、古典、玄思、直觉四个阶段。综观这四个阶段，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译论指导下的翻译实践无不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即始终没有离开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战略考量。汉代的佛经翻译，为中国翻译扎下了根基，及至明代徐光启等的科技翻译则使中国翻译与中国的国民教育和国民经济正式结合了起来。清朝末期，列强侵华战争频发，中华民族遭到肆意凌辱，为民族的生存，中国翻译从自在状态走向了自为状态，自觉把翻译当作武器，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新中国的成立。期间，我国进行了大量了政治、文学等方面的作品翻译，旨在启蒙心智、救国救民，对翻译理论进行了深邃而又严肃的思考，尤其是对引进西学而拯救国民的翻译策略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一切百废待兴。为此，董秋斯（1951）等一批学者提出了加强翻译理论建设的主张，表现出强烈的民族复兴意识。今天，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近三十个春秋，中国的国力日益强盛。与此同时，无论是着眼于现在，还是着眼于未来，中华儿女都在自觉地为中国的更加强盛和繁荣努力奋斗，中国译学学者也概莫能外。刘宓庆（2005：30—33）在《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中梳理了中国译学的发展脉络之后，明确地提出了中国翻译仍然必须坚持文化战略考量，指出“翻译是强国富民方略的组成部分，翻译本身要走实业化的道路”，中国翻译正在经历着自徐光启、严复分别引导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之后的第三次质的飞跃。
    当今，我国学者在译学探索过程中，在秉承着发展民族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对翻译在文化交流和振兴经济中的作用以及本身发展的方略等重大问题上延续了五四以来的辩论传统。面对着国势昌盛，面对着西方译学的理论迭出，面对着我国传统译学的局限，学者们都必须或已经为自己的研究定好了取向和坐标。刘宓庆就是当代中国译界一位杰出的代表。在中国翻译事业第三次质的飞跃过程中，他倡导立足于中国，重建中国译学传统，悉心吸收西学精髓，建立中国翻译学。在四十年的译学探索过程中，毫不夸张地说，他表现出了许多非凡之处。他在1985年出版了《文体与翻译》，撒下了第一粒以科学精神和方法研究实务和理论的译学思想的种子，最后长成了十棵“血脉相连”的大树，宏观与微观，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无所不及，犹如编织成了一张大网，几乎总能让译学学者在网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为中国译学和世界译学的发展方略绘制了蓝图。

一、刘宓庆翻译思想发展脉络

1．1三个阶段
　　刘宓庆在《四十年学术人生》（1965—2005）中回顾了他长达四十个春秋的理论探索历程。我认为，他四十年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对传统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我国译学传统进行了比较透彻的审视，深感必须努力于开拓革新。
　　第二阶段：80年代以后，以文本为切入点，目的在实现从以主体为关注中心到以客体为关注中心的文本研究，但是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取向。《文体与翻译》（1985，以下简称《文体》）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研究维根斯坦。期间，刘宓庆先后在比利时、法国等欧洲国家学习西方哲学；90年代执教于香港，开始了以功能主义为取向的译学研究。《翻译与语言哲学》（1995，以下简称《哲学》）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第三阶段：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开始以功能主义为主、兼取结构主义之长的综合研究取向。《新编当代翻译理论》（2005，以下简称《新当代》）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这个时期刘宓庆的翻译思想突出表现在：
    1） 意义观的大改进：（1）强调动态，以代替静态；（2）强调交流中的意义把握；（3）强调传播效果；
    2） 形式观的新发展：提出“还形式以生命”，提倡形式的功能观；
    3） 对策论核心思想的推进：借助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论，从重视“对应”到重视“代偿”。代偿（compensation）包括：以词汇代形态；以“解释”代“对应”；主张广泛使用“同义替代”（substitution）以利行文中表现文化特征并实现审美考量。
1．2基本理论主张
　　在长达40年的全视界译学理论探索中，刘宓庆一步一步地提出了相当完备的系统化理论主张，这些主张分布在以下五个方面：
    1）提出翻译的文化战略观；指出翻译是中国的文化战略手段，中国译学必须重视文化战略考量；
    2）理论发展的基本指导原则是“本位观照、外位参照”；
        （1）重意义、重描写、重功能；
        （2）重审美，强调语言生成（构建）与审美判断的“嵌合”（incorporation）；
        （3）重基础研究，强调基础理论的体系化；
        （4）强调文化战略考量；
        （5）重整合，强调学科构建。
    3）中国翻译理论研究应以功能主义为主导，以结构主义为辅佐，开展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等范畴的研究；
     4）主张革新并完善中国译学的“对策论”；指出对策研究是功能主义的重要特征。就此，刘宓庆认为，西方译论的对策论核心思想是“对应”，而中国译论的对策论（译文操控理论）核心思想应为“功能代偿”，其特征如下：
        （1）以汉语的词汇手段“代偿”一切英语的时态、语态、语气、时体等形态语法意义；
        （2）以动态化的“解释”代替“对等”的静态考量；
        （3）以“同义替代”超越文化心理障碍；
    5）大力加强翻译教学事业的建设
　　刘宓庆认为，中国翻译教学应该有一个与翻译作为文化战略手段相称的高定位和目的性，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翻译教学应有理论指导，教学思想必须科学化，扬弃将课堂当作教师诠释个人经验的场所的“经验主义套路”（Empiricist Approach）。
　　
　　从整体上看，《全集》中主要的修订体现在前四点基本理论主张上，尤其是第一、第三和第四点上。下文试以贯穿刘宓庆译学研究的整体性整合研究观对《全集》中的翻译思想作较深入的阐述，并重点介绍刘宓庆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建立在维根斯坦语言哲学上的功能主义翻译观，指出刘宓庆翻译思想的价值和局限性。

二、翻译学理论研究的整体观

2．1翻译学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的整体性整合研究
    《全集》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加强了翻译学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的整体性整合研究，把翻译思想建立在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基础上，提出了功能主义翻译观；要把握当代刘宓庆的翻译思想首先必须了解这点。刘宓庆认为，所谓“整体性理论整合”就是在广泛综合、深入论证的条件下所做出的学科理论的科学整合。刘宓庆对翻译学内部系统的整体性整合研究和翻译学外部系统的整体性整合研究完全可以体现在学科架构示意图（见《新当代》1.3）和翻译学多维共同体中（ 见《新当代》1.4）。
    因此，刘宓庆的研究始终围绕着译学的这两个系统展开。但是，他的每部著作中又各有侧重，侧重点如下：
    （1） 《新当代》、《口笔译理论研究》（2004，以下简称《口笔译》）注重对翻译学各个范畴及次范畴研究的综合论述；
    （2） 《文体》、《英汉翻译技能指引》（2006，以下简称《指引》）、《汉英对比研究与翻译》（1990，以下简称《对比》）、《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2006，以下简称《新对比》），相对集中于“程序论”、“对策论”、“方法论”的探讨；
    （3） 《翻译美学导论》（2005，修订本，以下简称《美学》）、《文化翻译论纲》（2006，修订本，以下简称《文化》），相对集中于“价值论”、“效果论”的探讨；
    （4） 《哲学》，相对集中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的探讨；
    （5） 《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2003，以下简称《教学》），相对集中于“对策论”的探讨；
    （6） 《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2005，以下简称《中西比较》），相对集中于“本体论”、“认识论”的探讨。
    在各个范畴研究中，刘宓庆都提出了鲜明的观点。第一，方法论：刘宓庆探讨了汉外转换的方法论体系以及初学者宜遵循的实践途径；第二，对策论：刘宓庆提出了“用欣畅的汉语翻译外文”、以功能代偿为核心的译文操控论；第三，本体论、认识论：在以维根斯坦语言哲学观为基础的功能主义翻译观基础上，提出了翻译研究需要整体性整合研究等译学基本理论原则、“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为译学研究的基本指导原则，并探讨了翻译理论的实质、当代译学最重要的问题，构建了意义理论和理解理论；第四，价值论：指出了中国译学与中国哲学—美学有着长久的渊源，中国译学建设必须注重文化战略考量等。
    必须强调，我们这里的分类依据是每部著作所重点论述的翻译学范畴。因为，刘宓庆的每个翻译学范畴的研究也注重整体性整合研究，即各专著在重点讨论某个具体的范畴时，同时也关注其他范畴的研究。例如，《美学》在重点探讨翻译价值论并提出中国译学一直和中国哲学—美学有着长久的渊源的同时，也同样涉及到翻译的本体论、认识论等范畴的研究；《文化》修订本不仅重点研究了文化翻译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等范畴，其中更是提出了“中国译学必须注重文化战略考量”的重要价值观；《口笔译》则探究了口译的多个研究范畴。
2．2“本位观照，外位参照”
    刘宓庆指出，在整合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基本态度和基本原则，对外国理论要善于作出判断和分析，对外国理论要分清“源”与“流”。
    “本位观照，外位参照”观最早是刘宓庆（1996）在《翻译理论研究展望》一文中提出的，后来他在《哲学》中更明确地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形成了‘静态研究为体、动态研究为用’的整体论比较观，……。在后来的一些翻译研究著作中我一直恪守着这些原则主张，并在《翻译与语言哲学》提出‘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基本价值观论，当然也是比较研究的对策论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刘宓庆译学研究的多个层面上，例如，对译学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的划分、译学为本位而其他学科为参照的研究、中学为本位而西学为外位的研究，等等。
2．2．1“本位观照”——中学（国学）对译学的参照
    在《全集》中，以译学为本体，中学的外位参照学科主要是指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汉语语言学等。就具体著作而论，《文体》借鉴了至八十年代初期为止我国语言学学界的研究成果；《新对比》以汉语为本位进行汉英对比，指出了汉语富于感性、重在意念与语法隐含的特征以及汉英翻译的策略，提出了中国译学的方法论思想；《美学》探讨了中国哲学—美学与中国译论之间的关系。刘宓庆指出，中国传统译论不仅借鉴了中国古代美学的理论思想和审美范畴或形态，还沿用了中国古代美学的方法论。最后，刘宓庆还根据中国传统美学中的一些二项式的相对相融的审美原则，引申出了翻译审美理想中相对相融的审美原则；《文化》则依据中国美学思想把审美糅进文化翻译策略中，给文化翻译的过程和结果考察提供了新视角；《指引》结合“辞达”这个儒家古老的语言美学命题，分析了我国翻译大师的特点，提出了做到用“欣畅”的汉语进行翻译的原则。《新当代》中作者提出，中国译学研究者的基本指导原则是“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为此，作者在阐述译学基本理论原则时指出，中国的翻译理论应以汉外之间的转换规律为研究对象，扩及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际转换理论研究。据此，作者从汉语语言学、中国美学、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与风格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翻译理论体系之所以有其个性的原因，并提出了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在进行双语转换中必须将“功能代偿”作为对策论的核心思想。
    《中西比较》是作者最近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通过中西译学比较的方式重点挖掘了中国译学传统。作者指出，中国翻译经历了三次质的飞跃，“圆满调和”是中国翻译越千年之思想主旨，阐述了中国译坛始终没有形成有规律的、阵线分明的共存式流派以及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翻译学的主要原因。作者挖掘了中国译学思想的演进和发展轨迹以及中国主流文化对翻译的态度，指出中国译论始终将翻译视为文化战略的重要手段；作者还把中国翻译传统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四项：1）强调文化战略考量；2）认为“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3）关注意义，兼及审美；4）强调悟性，强化主体；并指出这些特点的整合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的翻译思想。其中，作者还对中西翻译发展的分期与模式做了十分细致的划分和对比研究，就此提出中国翻译和西方翻译各有特色，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并指出中国翻译发展的模式特点有：1）中国翻译及理论研究具有十分独特的文化战略考量；2）中国翻译始终将意义放在第一位；3）中国翻译从一开始就依附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想。该书还对墨子思想与中国译学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翻译学应该师墨的原因有：墨家重用、重经验、重身体力行；墨子重知性思维、逻辑思维；重语言哲学探讨；重兼蓄包容；重艰苦自持、独立无畏的志气。作者指出，译学学界当前必须尽可能发掘和重估中华民族文化思想资源，肯定墨学的现代价值，重构中国译学传统。最后，刘宓庆还总结了古代中国的意义观并重构了一个有中国译学特色的意义理论框架。
2．2．2外位参照——西学对译学的参照
    在《全集》中，以译学为本位、西学为外位的参照学科主要指西方语言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认知科学以及传播学。这总体表现在，刘宓庆借鉴西方哲学，尤其是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上构建翻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范畴思想，借鉴西方美学、语言学等其他学科家族构建翻译学的方法论、对策论和价值论范畴思想。在各个著作中，《文体》主要倚重于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功能文体学进行英汉翻译的方法论探讨，同时，还借用了转换生成语法的思想，提出双语转换必须对语言的深层结构进行深入研究；《新当代》应用系统论的思想提出了翻译学学科架构和翻译多维共同体，对翻译学的各个范畴研究加以阐发，并依赖建立在维根斯坦语言哲学观基础上的功能主义翻译观统括全书的主体部分；《新对比》借鉴了认知语言学、认知心理学、语言哲学和语用学等学科的理论把对比研究建立在较高的理论高度；《美学》修订本中专门增加了“西方美学”一章，从译学本位视角对西方美学进行了梳理并加以借鉴。该书中，作者指出，“情”是中国文艺美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而当今的西方美学家对情感作深入的美学审视者寥寥无几；但是，西方现代美学对感觉的研究告诉我们，译者应不应该译要看自己对所译对象有没有感受；对直觉研究的成果可以印证翻译具有以视听感官运作为基础的原创性和翻译行为的艺术性；对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研究可以论证翻译的内容与形式之间存在辨证关系，以及译者必须对翻译有一种整体性体验、体认和体悟的观点。作者还借鉴了“模仿”这个西方美学中的表现法命题，指出西方美学对模仿的研究可以支持翻译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以及“翻译是艺术”、“翻译也是原创”等主张，并为译学中的模仿提供审美认知的科学参照，为翻译表现法打开了美学描写的视角，有助于翻译美学基本理论的建设。
    《哲学》是一部重点借鉴西方语言哲学研究译学的著作。刘宓庆在对西方语言哲学进行了细致考察的基础上，探讨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哲学视野下的翻译理论、翻译的价值论等问题，其中重点审视了翻译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翻译的意义理论、翻译思维、语言价值观和翻译以及翻译批评等问题，构建了翻译学的意义理论框架，提出了“本位观照，外位参照”的翻译研究指导准则、新的翻译观、翻译批评的基本原则以及翻译研究科学化的具体任务；《文化》中，作者首先指出，正是由于受哲学家胡塞尔的影响，他才选择了荆楚文化和爱尔兰文化为探讨文化翻译的两个理想客体，并确立了本书写作的主旨性方法论。同时，作者还结合心理学学科家族对文化心理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借鉴了利科所指出的原型（prefiguration）→构型（configuration）→成型（transfiguration）模仿三级阶段论，阐述了翻译中体现原汁原味的模仿原则。
    刘宓庆在《教学》和《口笔译》中开始比较系统地运用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构建功能主义翻译观，并在《中西比较》和《新当代》中对这种翻译观进行深入地阐发和系统化。《教学》综合了该书之前的研究成果，因而在多个范畴研究中还借鉴了语言学、美学、文化理论、释义学、认知心理学、传播学和符号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口笔译》也同样借鉴了西学的多个学科理论，例如，认知语言学、传播学等等。《指引》是一部探讨翻译技巧和技能且以训练为主的著作，其中提出的顺译理论借鉴了二语习得理论中的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理论进行了解释论证。
2．2．3“本位观照，外位参照”他解
    “本位观照，外位参照”还有“以中国当代译学为本位，中国传统译学为外位”以及“以中国译学为本位，西方译学为外位”等多种理解。由于刘宓庆的翻译研究多与中西学的哲学、美学、语言学等学科家族结合，而对中国传统译学和西方译学虽有继承，但并没有由此提出系统性的原则。在笔者看来，对这两者刘宓庆的态度是扬弃。因而就这两种理解，刘宓庆的研究很少有专章阐述。我认为，就前一种理解，刘宓庆的研究中主要体现在，例如《文体》借鉴了傅雷的“神似论”等传统的优秀翻译思想阐述了“翻译三论”，《文化》（第78页）中借鉴了梁启超的“洽洽调和”思想，提出了文化翻译原则即歌德模式：C1→（通过）C2→（到达）C3。刘宓庆认为，这时，C3已经不是C2，更不是C1，而是一种C1与C2的“洽洽调和”。
    就后一种理解，刘宓庆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例如《文体》对奈达（Nida）等人为代表所发展的欧美翻译理论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尤其是《中西比较》不仅专章论述了本雅明（即本杰明）的翻译思想，而且还从总体上指出：20世纪最后25至30年，西方译论从五个大的维度——结构与意义、意义与交流、意义与文化、意义与认知、翻译与社会政治——拓展了翻译思想，深化了理论认知；具有说来，就是在对待意义、结构、形式、功能等四个基本层面的问题上有了更符合翻译实际和时代诉求的翻译基本原则和理论主张。当然，对中西译学的批判同样是外位参照的一个方面，这些内容主要体现在《中西比较》中。本书中，作者对中西译学的批判主要包括：中国传统译论具有范畴薄弱、命题有限、对策性不强、方法论落后等局限性，以及整体上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所表现出的“唯技术论”倾向等多种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局限性。
    《新当代》则较为全面地体现了以上两种理解。作者提出，中国译学研究者的首要工作是：1）理清中国翻译思想的发展沿革，绘制中国翻译思想史的历史发展路径图；2）深刻揭示中国传统译论与中国哲学、美学的思想源流；3）对中国翻译传统作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评析和总结。从发展当代中国译学的角度来看，这体现了中国当代译论为“本位”而传统译论为“外位”的思想。
    《新当代》除了研究翻译的共性之外，重要的特色就是高度强调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建设。为此，作者从四个角度探讨了中国翻译理论的主要特色等诸多有关中国译学的建设问题。在当代翻译理论必须重点研究的几个问题中，他认为，文化战略考量是当代中国最基本的翻译思想，必须加强中国翻译美学的研究以及中国翻译理论对策论核心思想——“功能代偿”的研究。这些则体现了作者一贯以中国译学为本位、西方译学为外位的基本价值观。
    另外，刘宓庆各个专著的研究内容也可以从本位和外位观来看。例如，《美学》的本位是翻译美学，其他研究翻译的学科则为外位，等等。

三、维根斯坦哲学观照下的功能主义翻译观

    功能主义翻译观是当代刘宓庆翻译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主要内容包括：
3．1 翻译是语言游戏
    刘宓庆根据维根斯坦翻译属于“语言游戏”的观点指出，翻译（口译和笔译之间存在家族相似，因而都是语言游戏）为语际的语言游戏是翻译功能观的最基本的思想；正如维根斯坦所言，所有“游戏”都有规则，所有的游戏参与者都必须在参与游戏之中学会遵守规则，并且在学会遵守规则中做到能驾驭规则，才能使游戏成功；译者应该正确理解翻译的游戏规则并在游戏中努力把握规则和驾驭规则；由于任何游戏都重在参与，为此，对翻译而言，直接经验无疑是最重要的。
    刘宓庆指出，翻译游戏的基本原则是解释，译者的基本职责是传播媒介，基本功能是职能保证下的参与，基本权力是对交流的相对操控，基本行为准则是能动而不僭越。
3．2翻译必须在语言交流中把握意义
    刘宓庆根据维根斯坦“意义即使用”的观点指出，因为意义“肯定必须属于某一语言的某一语境”，语境使意指确定化、具体化为此情此景的“对象”，所以要把握意义就要把握语境。因而，翻译游戏最基本的法则就是必须把握互为条件的“语境—用法—意义”之间的联系。
3．3翻译游戏要符合生活形式
    维根斯坦认为生活形式是人类认知的基础和依据，人们要参与游戏就要遵守游戏的规则，而“生活形式”则是所有的语言游戏最高也是最基本的规则。因此，刘宓庆指出：
    （1）生活形式是翻译游戏的本体论基本规则。由于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具有相似性，相似性又都必然要依附在其本质特征中，因此，翻译有理由扩大意义转换的对应幅度；
    （2）“生活形式”是翻译游戏的价值论基本规则。翻译游戏作为一种生活形式，其参与者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翻译行为必须享受生活形式的检验，并服务于生活形式。“生活形式”作为翻译理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是论证中国翻译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的、理论的重要依据；
    （3）“生活形式”是翻译游戏的表现论基本规则。翻译表现论的研究目的是要让一切意义运筹落到实处。翻译的表现论特色包括三个方面的标准：话语表意的明晰性、语句意涵的连贯性、语体的适境。

四、刘宓庆翻译思想试评

4．1刘宓庆翻译思想的价值
    从总的情况来看，刘宓庆的翻译研究表现出了“二次（段）进阶”的特点：从“实”到“虚”（从实务到理论）、从共时到历时（由近代、当代到古代）、从本位到外位（从中国到西方）以及从方法、对策到思想，依此结下了累累硕果。下文笔者试对刘宓庆翻译思想的价值做出论述。
4．1．1我国译界的评述
    刘宓庆的翻译和翻译思想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也就是“二次（段）进阶”，已如上述。正因为这样，他的十部著作基本上都做到了“以虚带实”、“以实务虚”，这就符合了经验科学理论描写的基本规范，我们可以从我国许多学者对他的专著的评价看到这一点：
    《文体》
    作者把功能文体教学与翻译教学结合了起来，使高年级翻译教学目的十分明确，克服了我国翻译教学“无阶段可分、无目标可言、无理论可讲”的缺点，有益于培养学习者的实际翻译能力。
摆脱了“以实践代替一切”、“为实践而实践”的偏向，开创了重理论带实践的探索之路，并初步形成了英汉翻译应用研究的大体的教学框架，这就为今后的翻译教材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模式。（连淑能，1990）

    《口笔译》
    作者从社会交际学的高度研究和审视口译活动，认为口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传播行为，必须从认知学高度分析口译活动中的理解和表达能力；这也是国内作者将认知理论中听觉解码、认知反应、非语言意义解码的认知特点及记忆特点比较系统运用到口译研究中重要尝试，找到了口译研究与认知理论的有机结合点。（刘和平，2005）

    《对比》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为汉英对比建起了第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框架。（潘文国，2002：405）

    《文化》
    刘宓庆的《文化翻译论纲》则从翻译学视角中的文化、语言中的文化信息、文化翻译新观念、文化与意义、语义的文化诊释、文本的文化解读、翻译与文化心理、文化翻译的表现原则与手段等各个方面对文化翻译的理论构架及基本范畴、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表明了文化视界中的翻译研究逐步走向了成熟。（许钧，2002）

    《哲学》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科学地根据西方语言哲学意义观对翻译意义理论等重要翻译课题的研究。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译界对意义翻译理论进行科学系统研究的开始。（王建国，2003）
　　
    《美学》
     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美学研究的开始要算刘宓庆所著《现代翻译理论》（1990）（下称《现代》）一书中‘翻译美学概论’一章。（赵秀明，1998）

    《现代》
    我们中国学者写的现代翻译理论系统专著终于跟这些洋著并肩而立了!（穆雷，1992）

    如果说马祖毅1984年出版的《中国翻译简史》是完成了董秋斯所提出的两大著书任务之一，那么刘宓庆1990年出版的《现代翻译理论》，则是完成了董秋斯所说的第二大著书任务。它的问世，可视为我国近十年译学研究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在我国已经确立。在现代翻译学的研究领域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国的研究成果已跻身于世界的先进行列。（谭载喜，1995）

    《现代翻译理论》和黄龙的《翻译学》(1988)的出版被认为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翻译科学进入一个新历史时期的标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发现代翻译理论原则、原理、方法论和中国翻译学理论框架的理论专著。”（杨自俭，1996）

    到了1990年,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出版,译学界公认此书为现代译论体系建立的标志,传统译论也就圆满地划上了句号,而代之以科学的、成体系的现代翻译理论。（蒋童，1999）

    《教学》
    以教学为纲、实务与理论兼顾的著作则是一项创举。（周中天，2003）

    论述（了）翻译理论教学的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详细阐述了翻译理论教学的基本原则、理论教学的主要课题、理论教学的基本目的、翻译学的学科构架以及不同学科视角中的翻译观等内容。这对翻译教学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也对今后的翻译教学研究具有奠基作用”。（穆雷，2004）

    《中西比较》
    本书是译界第一部对西方译学批评较全面、声音较响亮、语气较尖锐的著作，也是第一部从源头上对中西译学思想进行比较的著作。（王建国，2006，待出）
　　
    笔者认为，上述译学学者的看法基本上可以代表对刘宓庆为我国译学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肯定。实际上，他的不少著作对我国译界和汉英对比界的学者从事科研及著书立说都起了影响深远的榜样作用，这点无疑更加能说明刘宓庆翻译思想的重大价值。此处，笔者似乎无须也无法详述。
4．1．2对世界译学的贡献
    世界文明是一个多维整体：多维缔造整体，整体支撑多维。翻译学也是这样。中国译学的成就也就是为世界译学大厦添砖加瓦。刘宓庆对中国译学的40年探索，拓宽、加深了具有广泛意义的译学共性研究，同时也为世界译学的“差异研究”（difference studies）提出了很好的范例。刘宓庆翻译思想对世界译学的贡献具体表现在：
    1）整体性整合研究
    在“本位观照，外位参照”译学基本指导原则的指引下，刘宓庆开展了整体性整合研究，构建了翻译学的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给各个方向的研究进行了定位，并为译学研究者指明了研究的方向和道路；把译学的研究和中西哲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家族理论结合了起来，尤其是同维根斯坦的语言哲学结合，创建了以维根斯坦语言哲学观为基础的功能主义翻译观，从而使译学的定位建立在哲学的高度，为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中国译学的特色研究
    刘宓庆从本位和外位的角度科学化和系统化地探索了中国传统译学，从而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译学，为中国当代译学的发展提供了系统的理论研究框架。这样，从世界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共性上，加深了我们对翻译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认识；个性上，结合汉语语言文化的特点，提出了中国翻译学的方法论、对策论和价值论，并给其他类型双语转换研究在这些范畴上提供了外位参照。
4．2受到的主要质疑
    刘宓庆在长达40年的译学研究中，探索了大大小小有关的课题，涵盖了中外译学理论与实务。如此浩繁的研究工作和著述，受到许多同行的赞赏，同时，也必然会有人提出质疑。事实证明，学术论争正是学术发展的健康途径：就是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刘宓庆翻译思想受到的质疑主要表现在：
4．2．1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
    刘宓庆在《中西比较》中提出，中国翻译理论是世界翻译科学的组成部分，作为世界翻译科学的组成部分，中国翻译学必须具有它的特色，必须“自成体系”，才能立足于世界译学之林。其实，这也是刘宓庆的一贯主张。不过，这种主张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张南峰（2000）认为，“‘特色派’所说的翻译理论体系，并非纯理论体系，而大体上是应用理论体系，或起码有很重的应用成分，这从他们都强调理论必须能够指导实践这一点可以看出来。……。而且，他们所关心的，主要是语际转换规律这类涉及微观操作的翻译问题”。对此类观点的看法，笔者赞同刘宓庆本人的观点：“我的一些批评者常常只看到我强调‘中国特色’的一面，似乎并不留意我对翻译共性的系统论基础研究”（2003：XIV）。也就是说，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刘宓庆的方法论、对策论的研究，忽视了刘宓庆通过中西哲学思想对译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研究。刘宓庆的译学研究不仅有应用翻译理论研究，也有纯翻译理论研究。
    笔者认为，刘宓庆主要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想、中国译学传统渊源以及汉语语言文化的特点论证了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的必要性。前面两点，《中西比较》和《美学》有较为系统的阐发，后面一点则在《文化》和《新对比》中表现明显。刘宓庆在《中西比较》中指出，中国翻译理论具有特色主要在于：中国译论具有鲜明的地缘人文、地缘社会和地缘政治特色，并以文化战略为第一考量；中国翻译思想植根于丰厚的中华文化土壤中；中国翻译理论有其独特的发展渊源、沿革和模式；中国语言文字自成体系，并提出中国翻译和西方翻译各有特色，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
    因此，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可以理解为包含了从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思想出发、结合当代中西学构建的中国译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以及基于汉语语言文化的特点而构建的中国译学方法论、对策论和价值论。从翻译学框架的整体研究来看，方法论、对策论、价值论等范畴研究都涉及到研究的对象性，再者，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并没有否定世界翻译理论研究。不仅如此，刘宓庆的理论实践也已证明了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可以为世界译学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翻译学是可以成为独立的学科的。
4．2．2质疑与修订
    《全集》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特色是，刘宓庆对若干一度受到质疑的地方进行了修改或修正。这些修改主要体现在《新当代》中，例如，《现代》（1989）中的一些思想，尤其是其中所提出的翻译学科构架受到了一些专家的质疑（范守义，1991；方梦之，1997），刘宓庆对一些其认为合理的地方已经在《当代翻译理论》各版中逐步做了修正。例如，对语法结构的重视（可能与范守义的质疑有关）；在谈及翻译的意义理论时，刘宓庆在《当代》（2004）中把原来的“中国翻译意义理论”中的“中国”去掉，这显然是刘宓庆意识到其所谈及的意义理论应该有诸多共性（据作者所言，此处删减与罗新璋的建议有关）；本书还提出了“中国的翻译理论应以汉外之间的转换规律为研究对象，扩及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际转换理论研究”（可能与我跟作者交流中提到“作者的翻译理论只局限于汉语而称之为中国翻译理论可能遭到质疑”的观点有关）；“对应”改为“功能代偿”。
4．3局限性
    《全集》共11册，约550万字，含盖了几乎所有与译学相关的理论与实务问题，课题之广泛、论述之深刻，足令学界人士称道。但是，《全集》作为如此浩繁的一部多卷多辑专著，不可能没有疏漏，不可能没有可商榷之处。在此，我根据我个人的理解对一些著作中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
    关于《教学》，笔者（2005）认为，刘宓庆提出的课时分配至少在大陆存在可行性的问题，因而可能导致课程设置存在问题。为此，翻译教学的连续性，包括理论与教学实务材料的筛选至少在当前大陆的高校中都难以做到像书中那样的分级和分层次。就译者和译文读者的责任问题，笔者同意刘宓庆提出的“译者和译文读者对交流成功与否都负有责任”的观点。但是，笔者认为，在具体的交流中，译者和译文读者不应该承担同等的责任。《新对比》的汉语语法分析是基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由于这种汉语语法本身具有不完善性而导致本书在相关研究上有不少模糊性，为此，就此提出的汉英翻译对策论和方法论具有局限性。这个问题也突出地表现在《新当代》中。刘宓庆认为，在汉译英中，我们大都运用母语直感析出语义而无需作太多的语法分析。尽管刘宓庆也提到“在遇到难题时，运用组合分析和类聚分析也是必要的”，但是，这种观点似乎与刘宓庆提出的在整个程序论中“语法分析是关键”的观点是矛盾的（参见7.3）。笔者认为，由于刘宓庆认为翻译的实质性特征是双语在交流中的意义对应转换，因此他的翻译程序论、对策论和方法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今汉语语法研究的局限性的制约，从而制约了它们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新当代》在对翻译思维特征的论述中并没有明确地指出翻译思维的特征，直到后来笔者向刘宓庆提及，他在电子邮件和电话中给出了答案，刘宓庆告诉笔者，这些特征将在《新对比》的“前言”中做交待。还有，刘宓庆对翻译思维的发展机制和方法论的分类原则以及书中“功能代偿词”附录的意义都似乎没有交待得十分清楚。
    《口笔译》谈到形式功能观时，刘宓庆认为形式功能观适合于笔译和口译研究，但未见深入的阐述，毕竟口译中的形式比起（文学）笔译来其重要性是有差距的。另外，刘宓庆提出了探讨的核心问题为话语结构、话语意义、话语效果和话语机制，但是，从该书的内容来看，显然这些问题中的话语结构、话语机制至少并没有成为探讨的核心问题；《中西比较》在对待西学的问题上，刘宓庆虽然对西方译学有肯定的论述，但是，深度和力度是值得商榷的。西方译界到现在没有一本比较完整的翻译史，比较有系统的翻译理论著作，一套译员的训练材料，一本比较准确的术语辞书。这些观点都有可能会遭到质疑，刘宓庆需要对“比较完整的”、“比较有系统的”等概念进行明确的定义；《技能》中并没有指出顺译的理论依据；《哲学》中，刘宓庆（第306页）认为，“对译学而言，从广义的视角来看，我们必须认定SLT中一切符号都是非任意的（包括标点符号），SLT作者的每一个选入SLT的用词，都是有意安排甚至精心设计的”。这点似乎和刘宓庆前面所提到的“有意义形式”和“非意义形式”区分相矛盾。《文化》中，作者几乎没有提及当代西方译学中文化学派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并非完全不可借鉴；《全集》中的《文体》并没有修订，因而其理论基础，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观和传统译学观都无法消除其历史的局限性；《美学》对翻译美学的中层和深层问题缺乏探讨。
    另外，《全集》中对功能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当然，根据刘宓庆当今的翻译思想，《全集》中，功能主义的角度指“使用”，结构主义的角度指语法功能范畴。但他没有明确说明，这容易导致混淆。

五、结语

    这次，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推出的《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中，除了《中西比较》、《刘宓庆翻译散论》是首次出版以及《文体》、《哲学》和《教学》未做修改以外，其他的著作刘先生为了使《全集》中的思想能统一起来，充分地体现其理论的本质，对原来一些内容都进行了删改。刘先生在保留了原著中的主要观点的同时，在译学几个范畴研究中都提出了新的主张。在本体论和认识论范畴中，刘先生把全部翻译思想统一在维根斯坦语言哲学观上的功能主义翻译观上，提出了翻译的理解理论，强调翻译思想的研究等；在价值论范畴中，强调中国译学建设必须重视文化战略考量；在方法论和对策论范畴中，提出了以“功能代偿”为核心的译文操控理论。
    罗新璋(1983)在感叹于西方译学论著接踵而出时，为中国译学缺乏系统的论著而深深叹息，而如今，刘先生却以极大的毅力完成了世界译学史上十分罕见的、宏观上和微观上都能自成系统的理论论著集。这一《全集》的出版不仅意味着刘宓庆40年译学研究事业的总结，意味着刘宓庆翻译思想的逐步完善和成熟，更重要的是这将使我国译界进一步认识到我国译学事业发展的状况，克服妄自菲薄、对西方译学盲目崇拜的情结，从而有助于推动我国译学研究事业进一步全方位地发展。
　　
    从大的文化历史角度作一观览，我们不难看到，刘宓庆的译学研究及其《全集》的出版绝非偶然。20、21世纪之交东方和中国文化的崛起预示着对东方和中国文化而言的那些“创伤的世纪”的终结，更预示着一个文化硕果繁茂的时代的降临。《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的出版就是东方和中国文化崛起这个壮美景观中的一个耀眼亮点。笔者正是满怀着这种对未来的感奋编了《全集》的第十一册，将它献给读者，献给我们期盼中的硕果繁茂的未来。
　　                                            
　　　　　　　　　　　　　　　　　　　　　　　　　　　2006年春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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